广电媒体融合改革 改什么？

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移动(及此前与腾讯、阿里)的合作，到湖南广电架构的再次调整，再到近日众多市县级媒体融合中心的成立，中国的广电行业或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化的关口。未来何去何从，其不确定性、不可知程度或超出大多数人预料;但无论如何，当下的每一个广电人都必须真实面对媒体融合发展和体制改革这个不可逃避的命题。

央视+移动：中国版“AT&T+时代华纳”

7月31日，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中国移动在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合作分为技术、内容和资本三大层面。其中，在技术方面，双方将合作建立实验室，建立基于5G的内容生产、分发平台，共同打造4K电视频道，实现4K超高清电视直播、VR视频直播，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内容精准推荐。

广电媒体融合改革 改什么？

从表面上看，“央视+移动”或许是广电与电信领域截至目前最深层次的巨头合作。在某些方面，此次合作与美国“AT&T—时代华纳”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渠道”并购案多有逻辑类似之处。只是在美国双方可以通过并购实现法律允许层面的任何目标，而在中国上述合作形态已经是目前极致。但是，双方的目标应该是类似的，就是要面向逐步深化的大视频产业——包括面向即将到来的5G时代，进行从技术到产品及资本层面的对接，最终满足新一代视频服务。按照AT&T高级执行副总裁DavidMcAtee在其公开文章《当破坏性变革带来创新与资本》(WhenDisruptionSpursInnovationandInvestment)所言，“新的服务将是互动的、沉浸式的，并支持多用户和UGC服务”。

当然，在美国，AT&T—时代华纳并购案完全是自发的，“内容产业面临的问题不是消费者要什么，而是由内容创作者、集成商和分发者组成的产业生态，其配置与协作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由是，AT&T和时代华纳终于走到了“内容+渠道”纵向整合这一核心路径。而在中国，众多传统媒体机构的精英并非不知道目标所在，而是不知道如何配置和聚合、如何与外部形成战略协同，包括相关的政策红线究竟何在。当然，央视走到这一步的背景更复杂。简单说，其至少存在如下关键而直接的背景：

第一，按照中央部署，央视处在“三台合一”的新阶段，被赋予了更高的重任，其中就包括媒体融合的目标，即发展成为“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对央视而言，还需要在前面加上“国际一流”诸如此类的描述语。也就是说，当“三台合一”完成时，央视在获得最多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将不得不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而传统按部就班的举措已经不再适用。

第二，央视新掌门慎海雄就任后，于3月16日、19日和21日先后会见BAT三巨头领导人马化腾、马云和李彦宏。3月21日当天，央视文艺节目部门还赴腾讯公司进行调研，并就文艺节目融媒体合作进行深入交流。3月22日、26日，慎海雄台长还分别会见了人民日报、人民网领导暨新华社专题调研组。4月底，央视通过旗下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涉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客户端、信息化平台等领域。在短短时间内，会见诸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巨头，并达成重要合作或推动可能。这种节奏是前所未见的，充分显示了央视新掌门在推动媒体融合方面的决心与战略节奏，也体现了战略决策者的担当——“几年前，如果有人说广电和BAT走得最近的是央视，你肯定认为疯了”。

第三，央视与中国移动之前在移动视频领域一直都有合作。但是，从前几年的3G手机电视业务，到近期基于2018世界杯赛事的手机端直播合作，这些合作都还是浅层的，远远低于上述从技术、内容到资本的合作。事实上，此前的合作更多是商业性合作，不具备太多的战略价值，必然不是央视新掌门人的风格。

对于哪些习惯基于阴谋论思考的人，或许会将这种合作与当下的IPTV业务发展等联系起来。但笔者认为，对于代表中国形象、代表中国传媒标杆和引领媒体融合转型的新央视来说，IPTV业务实在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一定要有个比较对象，那必然是“AT&T—时代华纳”这样的“内容+渠道”纵向整合。从逻辑上看，央视与阿里巴巴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客户端、信息化平台等领域的合作，可以认为是媒体融合平台层面，而与中国移动在5G相关采编、传输分发及内容生产的合作，大概可归之于媒体融合的产品与业务层面，并符合“内容+渠道”的纵向协作逻辑——尤其是移动互联领域的协作。这些与“AT&T—时代华纳”并购案一样都是面向下一波的视频服务。

广电改革之湖南与辽宁：产业与事业

按照3月份中央印发实施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省级改革方案要在2018年9月底前进行提交，明年3月底前完成。而“三台合并”正是当下广电机构深化体制改革、走向媒体融合及转型升级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在央视新掌门很快做出其关键战略举措之后，省级广电改革方案迫在眉睫：改什么，怎么改，体制机制沉疴怎么解决?这是广电融合“三级跳”的第二个层级。省级广电的改革方案在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明品的文章《新一轮地方广电体制改革上演，改什么，怎么改?》(见本文延伸阅读部分)中已经多有讨论，也引发众多行业媒体的转发和思考。该文对(7月27日)湖南广电系重大整合方案与6月辽宁出台的省、市、县广电媒体改革方案进行了比较：

(1)湖南省级广电的三合一改革主要在于整合产业和市场资源，改内容生产制作播出机构同传输网络机构由分离为合一，推动构建全产业链和全业态融媒集群，强化聚合效应，打造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而辽宁广电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的整合，实现事业单位的合并以及职能与资源的归并。

(2)对于广电事业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大做强市场主体，建设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打造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广电主流媒体。

(3)对于广电事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优先做强事业主体，优化广电主流媒体公共服务职能。

(4)新一轮广电体制改革要改的，是不利于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事业产业发展目标的体制。如湖南广电的改革中，此前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刚刚将电广传媒的股份划拨给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但这次合并后的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又拥有了电广传媒股份。但在更高的层次的改革思路中，这种变化应该不违背做强市场主体的总体思路。

在广电四级办架构运行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在媒体竞争到了现今的局面下，广电行业尤其是省级广电的体制改革显然无法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目前的省级广电改革中，是优先做强市场主体，还是优先做强事业主体?湖南广电和辽宁广电这两个重要的参考案例或许说明，尽可能推动事业职能与市场运营职能的适度分离是行业必须面对的任务。

至于目前存在哪些不利于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事业产业发展目标的体制，哪些传统体制会被革新，不同地域的机构和决策者，有不同的想法——但不管如何，接下来就是检验的时候。

市县级媒体融合：这一波来得更为猛烈

在上述中央及省级广电机构改革推进的同时，从6月初开始，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北京地区有石景山区、大兴区、延庆区、朝阳区、顺义区、丰台区和东城区;在湖南，浏阳市、江永县、汨罗市和屈原管理区齐齐入驻湖南日报旗下的“新湖南云”;四川省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会在达州市召开;浙江广电集团与丽水市青田县青田传媒集团达成融媒体中心建设战略合作，后者在前者的“新蓝网”之上建设融媒体平台。

广电媒体融合改革 改什么？

其中，作为湖南市县媒体融合平台的“新湖南云”是隶属湖南日报的移动政务云平台。也就是说，在湖南省内，拥有“新湖南云”的湖南日报或将主要承担湖南市县域的媒体融合工作，即推动做强媒体事业主体工作，这与做强市场主体的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刚好对映。这一状况，基本符合2015年底湖南省委审议通过的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思路，当时该方案就确立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电集团和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这省直三大传媒集团在媒体融合中的地位。

可见，市县域基层媒体改革已经进入倒计时，而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媒体破局的关键，尤其是在中央部署下取得了大力推进——而且，这一波来得更为猛烈而迅疾。

综上，在距离2014年8月中央正式发布媒体融合政策接近两年的时候，从中央到省级到市县级，广电媒体融合正在以“三级跳”的不可阻挡的态势推进着。这种政策态势与2010年正式发布的三网融合政策有着不可比拟的区别——因为传统媒体早已没有退路或旁路，而只有做强事业还是做强市场的区别。中国的电视媒体机构们，你们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吗?

杨明品：新一轮地方广电体制改革上演，改什么，怎么改?

近日，地方广电媒体体制改革新政频出，新一轮广电体制改革登场。上周五(7月27日)湖南推出广电系重大整合方案，一个多月前，辽宁出台省、市、县广电媒体改革方案。全面深化改革对广电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严峻的挑战倒逼广电改革的深化，广电媒体期待新改革去除体制机制沉疴。这两个省的改革有同有异，是否预示了今后各地广电改革的方向?

两个都是“合”，但内容和重点明显不同

湖南和辽宁的此轮广电体制改革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合”。

湖南广电的改革是基于产业层面的“合”，推进省一级广电产业市场主体的整合重组，堪称大手笔。具体做法是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另两家省管文化企业潇影集团和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整合，组建新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湖南台实行一个党委，两个机构，一体化运行。湖南省级广电的三合一改革主要在于整合产业和市场资源，改内容生产制作播出机构同传输网络机构由分离为合一，推动构建全产业链和全业态融媒集群，强化聚合效应，打造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辽宁的改革是基于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合”，推进省、地市、县三级相关事业单位的整合。具体做法是组建辽宁广播电视集团(辽宁广播电视台)，整合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所属辽宁广播电视台(正厅级)及其所属辽沈广播电视传播中心(副厅级)、网络中心(县处级)、大连分台(县处级)、省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培训中心(县处级)，省委宣传部所属辽宁东北网络台(省互联网研究中心，副厅级)、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县处级)，组建辽宁广播电视集团(辽宁广播电视台)，为省委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于正厅级，承担组织新闻报道、制作播出广播电视精品等职能，实行企业化管理。辽宁广播电视台将严格执行采编和经营两分开制度，新闻采编人员不得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经营人员不得从事任何采编活动，经营活动将成立专门的公司来运作。在辽宁，市县两级台也启动整合，有些台同报社合并，组建传媒集团(或称新闻传媒中心)，实行企业化管理(或成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有些市县继续保持台的独立建制;个别县甚至将广播电视台归大堆，并入社会服务中心。辽宁广电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的整合，实现事业单位的合并以及职能与资源的归并。

这两地的改革均引起业界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当初的改革是“分”，现在的改革是“合”，这是螺旋状的改革递进，而不是翻烧饼。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合之道非简单重复，而是新形势下发展之需，改革的背景、导向、诉求和方式都不一样。

新一轮地方广电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

地方广电宏观层面的新一轮改革，加上运行机构微观层面改革，便形成了广播电视改革的交响。宏观层面的改革是决策部门对发展思路的调整与完善，必然基于大局的需要和实践一线的呼声，要打通那些阻碍发展的“梗”。

党的十八大后，广电系统迈进了融合发展和增强竞争力巩固主阵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体制机制已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改革进入了加速期深化期。党的十九大为包括整个广电体制改革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指引:一是要在体制上确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与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二是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三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惠民工程;四是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五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导向，广电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战线，其体制改革必须遵从十九大的要求。

我国各地广电发展水平和基础条件差异甚大，有的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刀切。从湖南和辽宁的改革，能看出各地应该如何立足实际推进改革。新一轮地方广电体制改革改什么，取决于各地现阶段的情况，不必套用某个地方的做法。

对于广电事业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大做强市场主体，建设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打造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广电主流媒体。通过整合改革，湖南广电集团要实现省级广电“影响力第一、市值第一、品牌第一”及“2020年芒果千亿市值”的发展目标。这一大手笔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产业链的对接、业态的生态布局和相关资源的协同聚合，达成能力和实力增长的乘数效应。体制的改革需要机制改革来落地，在机制上，这类改革应避免合而不融，防止管理层次的增多和大公司病，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完全适应当今国内外文化传媒市场竞争的市场机制。

对于广电事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优先做强事业主体，优化广电主流媒体公共服务职能，夯实广电媒体新闻舆论主力军主阵地的政策保障，形成事业职能与市场运营分离，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政府财政兜底、产业经营采取企业体制，强化领导班子的责任担当，打破僵化的用人与分配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内在活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广电事业产业两加强两促进。

四年前的8月18日，习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提出了媒体融合的总目标和大路径。习主席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这个目标就是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航标。新一轮体制改革要改的，就是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体制性障碍。十九大报告对包括广电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做了总体部署。新一轮广电体制改革要改的，是不利于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事业产业发展目标的体制。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就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因循守旧，鼓励各种从实际出发的试点探索，形成经验，以局部突破推动全面突破。总局局长聂辰席同志前不久在内蒙古广电调研时对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提出五点意见，这五点体现了中央精神，具有丰富内涵，提出了广电改革发展的几个重点任务。其中的表述很有创新性，标注了新一轮广电体制机制改革的发力点。

基层广电体制改革的要防止一“合”了之

体制改革，“合”只是手段，增强实力、守好阵地、做好服务才是目的。在辽宁此次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中，个别县取消了县级广播电视台独立建制，将其划归到综合性的社会服务中心。这种探索也许难以达到促进广播电视发展的目的。广播电视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机构，而是舆论工具和思想文化阵地，定位职能特殊，任务要求特殊，工作机制特殊。

如果将其与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合并在一起，必然影响上级宣传部门和县市党委对它的直接管理和领导，也将影响其媒体业务的独立运行，削弱县域广电事业的发展。因此在新一轮地方广电体制改革中，切忌简单处理，为合而合，而应聚焦于广电传媒事业的发展壮大和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增强。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改革，就是不切实际的改革。